西人，尤其是英国人，姓氏中的尾缀“son”，今天按规范一般音译为“森”或“逊”，但在40年前以及更早，老辈的译家们较多翻译成“生”。18世纪英国的散文大家，Joseph Addison，今日也就译作“艾迪逊”“埃迪森”了，但刘炳善先生译为“阿狄生”。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金银岛》的作者R.L.Stevenson，早期就被译为“史蒂文生”，而非“斯蒂芬森”。再有两位Johnson，一位是16~17世纪诗人、莎士比亚之后最有名的英国剧作家Ben Johnson，在外国文学史中的译名一律是早已定下的“本·琼生”，不必沦为“本·约翰逊”；另一位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生博士”，没有人会强行把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规范为《约翰逊博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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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仅给名字和人物自然做旧，而且引人想象那种风度不凡、学问渊博的英式“先生”。但Ralph Waldo Emmerson就不太一样了，他是一位美国人，也脱离了烂大街的“埃莫森”，而被译为“爱默生”。和英国人不一样，爱默生之“生”，似乎更趋近“生机”一点——那是19世纪一批最出色的美国思想者的共同气质。

爱默生与卡莱尔

美国的19世纪，用尼采的著名概念，是一个“酒神”精神肆虐的时代。广阔的土地上，无羁无束的人为各自的欲望和理想而活，财富吸引着人，死神追逐着人，像纽约、波士顿这样发达起来的城市召唤着无法无天的人，来自欧洲的思想、政治、社会动态，激动着极少数有天赋也有智识雄心的人。爱默生就是这样的人，活跃的时间很长，差不多是从1830年代开始，年过而立的他，就已在东奔西跑，把他所知所思的事情讲给愿意听他讲的人听了。他精力旺盛，仪表堂堂，总是引人注目，然而就在他从无到有地做起一件件事的时候，死神也一次次夺走他的亲人年轻的生命。

他28岁时第一任妻子就去世了，5年后，他的两个兄弟——查尔斯和爱德华，短短几个月内相继病殁。英年早逝，在那时是十分正常的事，它促使未死者去探求对死亡的合适态度。在爱默生这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看向自然。1837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论自然》。他谈到自然界的笔调总是如此壮怀激烈，是确立“美国精神”的最佳文本：

“我们从自己狭窄、拥挤的房舍里爬出来，进入了黑夜与白昼，我们看见多么崇高的美每天拥抱着我们。我们多么想逃脱那些有损于美色的障碍，多么想逃脱老于世故和瞻前顾后的作风，听任大自然使我们心醉神迷。森林的柔和的光辉仿佛是一种永恒的清晨，它振奋人心，壮丽雄伟……”

爱默生的第一份工作是牧师，布道生涯锻炼了他的口才，但是1836年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事业不应局限于在教堂面对教众。美国是从清教移民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1783年后它虽然在政治上独立，可在英国人眼里，还远不能算是一个与堂堂大英彼此平等的文化体。爱默生在这里看到了使命。1836年他做了一件事：把托马斯·卡莱尔的一本小书《衣裳哲学》的稿子拿到美国来出版。他与卡莱尔相识已久，通信频繁，互相信任。在伦敦，卡莱尔的作品被傲慢的大出版商拒绝，虽然他写得勤奋却难有市场，而爱默生的相助，可以说是一场绝对“双赢”的选择。爱默生当然是考虑过市场的，可他内在的高尚的同情心，在这次合作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他在给卡莱尔的信中是这么说的：“我们何其幸运，又有一个人来审视我们陈腐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政治、学校和宗教。”《衣裳哲学》的出版，使卡莱尔在爱默生的圈子里有了知名度和读者群，它的意义更在于，美国人率先“发现”并肯定了一个英国作家的价值。次年，爱默生又精心策划出版了卡莱尔的大作《法国大革命》，为卡莱尔解决了受困已久的经济来源问题。卡莱尔在收到第一笔50英镑的版税时，那种激动和感动完全流露在了他给爱默生的信里，他把“万岁”献给这位朋友，之后他还将无数次地念起这个词。

爱默生与梭罗

拥有了美国读者的卡莱尔，回伦敦后终得以腰杆挺直地与出版商见面，待价而沽他未来的作品。这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完成。而一辈子念他的好的人，当然还远不止卡莱尔。1837年的美国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它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大萧条；第二，就是爱默生认识了亨利·大卫·梭罗。爱默生那年8月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梭罗是毕业生，没有去听，他对哈佛也没多少好感，那种以学生死记硬背、老师整天体罚为特色的教学得不到梭罗的尊重，但好在有图书馆，使他养成了终生阅读的习惯。《论自然》出版不久后，梭罗就在哈佛的图书馆里借走了这本书，随后不久，两人便认识了。

历史上文化人之间的友谊成为“美谈”的不多，而如歌德和艾克曼这种，因为一本《歌德谈话录》富有至高的人文美学价值而被铭入史册的友谊，则更是绝无仅有了。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看起来有点像歌德和艾克曼。爱默生作为比梭罗大一轮的“前辈”以及歌德的热心研究者，加上自身布道师的魅力，势必对梭罗有很大的精神“引领”。

但是这样说更准确：两个人在各自的思考和写作中，在对环境中种种声响的谛听、种种事物的观察中彼此影响，共同拥立了一些相同的信念。二人在日记里不约而同地谈论希腊、德国和法国大革命；梭罗相信，今人的世界和古人的世界是一体的，不仅自然环境是一样的，而且古人的思想正是今人之人性的一部分；爱默生的历史观与此完全一致。而他的自然观则包含这样的认识：古人积累下的那些思想理念，都化身为具体的自然物象，就在今日的美国人眼前。

爱默生的哲学被称为“超验主义”，这个词包涵宽泛，可以说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美国翻版，强调要凭直觉去认识事物，相信物质是理念的表象。18~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从自然物象中汲取巨大的力量，在美国，在像康科德这样的地方，爱默生也同样不会放过对一草一木的升华，“每个人身上都能完整地体现自然法则”。他在《论自立》中写道，人不需要亲身到过意大利、英格兰或希腊这些地方，才能领会那里有着多么伟大的人文思想，人只需要“紧紧把握住当下所处的地域，就像是抓住地球的轴心”。

这个理念极为激动人心，它把心灵的力量从历史的文化重负下解脱了出来。人的崇高的追求来自阅读经典，来自从精神上浸沐在经典——《伊利亚特》、《哈姆雷特》、《神曲》等等——所铸下的具有英雄色彩的人文力量之中；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是20世纪的事情，在19世纪的爱默生这里，伟大的经典不会是写作者的焦虑之源，相反，只要我愿意，我就在此时此地，也可以像意大利、希腊、英格兰的经典的创造者一样，取得那般辉煌的成就。

这个看法就同卡莱尔在其名作《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所讲的不同。爱默生缩小了英雄的范围，他主要对标西方的“思想英雄”来提出“美国学者”（他的一篇著名演讲的题目）的使命。他自己没有写出过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可他像个教育家一样深度地启迪人。在认识爱默生半年后，远未达到经济独立的梭罗，就已像个贵族一样，对思想独立与人生价值的关系有了信念。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如果希腊人的子孙为希腊人创造了新的天地，那么康科德的子孙则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这一点。”

那时的美国陷在经济萧条之中，人均寿命还只有40岁，能活过70岁的人只有五分之一。那时的人还得整天忙于伐木烧柴，度过秋冬。但那时的康科德，因为有了思想人物的体验和呼吸，而成为一个起飞的名字。梭罗传记的作者罗伯特·D.理查德森说，那时的康科德之于美国，恰如歌德时代的魏玛之于德国，都是以区区一小城，给整个国家道德风尚和思想风潮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最终成为国民文化的典范。爱默生比梭罗更先一步发现瓦尔登湖，1844年后，梭罗也是依靠爱默生盖在湖边的房子，得以与这个湖长相厮守。二人在湖边漫步、谈话的场景，像那幅歌德斜倚的风景画一样，都是隽永的文化象征。

超验与介入

爱默生的文章虽多有出版，读来却不免有啰嗦感。这正是演讲文稿的特点：听演说和读讲稿是不一样的。19世纪的美国，尤其在上半叶，渐成演讲大国，如果像一些研究者那样，把1836年后超验主义思潮兴起的数年称为“爱默生时代”，那么也要看到，美国人在此之前已然见识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在讲台上的魅力。他们在演说中展现伟人气质，哪怕是政见对立，却各擅思维和修辞风格，能同等地赢得观众的敬意。演讲的流行使得政治“进入一切”，一直到亚伯拉罕·林肯登上舞台，用一场葛底斯堡演讲扭转了美国历史的方向。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自己多么爱听演讲，他之所以成为那样一个狂放的诗人，同他听过无数次演讲也做了许多演讲梦的青少年时代是不可分的。

爱默生的演讲，除了1837年哈佛大学的那次之外，最有名的要算是1844年8月1日那一次了。他在康科德举办，周围13个小城都派了代表来听，演讲的主题是“有关英属西印度群岛之解放”。那时，西印度群岛作为英国殖民地，颁布废奴法案已有十年，爱默生由这一点出发，勾述更早的年代英格兰的废奴尝试，他说，1834年的废奴法案是一个“理性、光明的法案”，它“为抽象的道德赋予了历史性的深刻内涵”。他当然是以此来批评美国尤其是南方的蓄奴，不过他也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解了英国商人与群岛奴隶之间的经济关系。

按说那时应该有一群人数很庞大的超验主义者追随爱默生了，但这场演讲，说明他知道思想理念毕竟“空洞”，应该尽力引导持守这些理念的人去介入公共事务。超验主义的教育功能犹如基督教，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成为会思考、会感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且不仅限于中小城镇，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也很活跃。围绕奴隶制的论争，论辩蓄奴和废奴的是非，就是那时美国最大的公共事务。爱默生有心在这个方向继续扩大影响，遂于1844年初秋创办了“周一傍晚俱乐部”。他一次次组织聚会，发表声调铿锵的演说，与此同时他在瓦尔登湖畔买下一块草场，接着是周围的林地。名人的身份和曝光率，并没有使他淡忘“初心”：他志在与那湖的永恒之美日夜共存。

梭罗正是在爱默生的土地上盖起他的房子。在梭罗的传记里，可以看到这二人的精神依恋，是被生活中一次次发生的残酷事件所加强的。在1842年1月的严冬中，梭罗的哥哥因破伤风不治身亡，爱默生还没来得及安慰梭罗，自己也遭到了丧子之痛：他5岁的儿子瓦尔多患猩红热早夭。瓦尔多是爱默生在丧失了兄弟之后不久迎来的新生命，他对瓦尔多的宝爱可想而知。爱默生的妻子随后大病一场，梭罗也同样被严重的支气管炎击倒。人一旦病倒，便很容易意气消沉，把之前雄心勃勃做过的所有的事都否定掉，但爱默生的创痛使梭罗觉得，自己还没到为个人的“一事无成”、气息奄奄长哀短叹的时候。

爱默生和梭罗就像两棵树，在周围的林木被纷纷伐倒后，彼此呼应着，继续用力地活着。爱默生始终是更为坚决地生长的那一棵，他忙于他的事业，在文章里他说，他的演讲追求“怀着火热的情感描绘思想，用热情焕发观众的激情”，他需要观众，观众的在场就让他忘却一切个人的不幸。

可是思想运动的持续力并不总是可见的。爱默生的“周一傍晚俱乐部”聚会只坚持了若干期便结束了，他创办的超验主义者刊物《日晷》也举步维艰，所有的作者都得拿出义务劳动的自觉。他向梭罗征稿，而长期受困于缺钱的梭罗对他给的稿费总是无法满意。美国在安德鲁·杰克逊执政的8年间（1829~1837），快速成为一个出版和读书大国，书籍产量增加了800%，报业的数量达到2500多家，九成以上的白人能读书看报，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英国的60%。但是《日晷》早已湮灭。当然，爱默生可以这样保持他的信心：他所推广的那些思想已深入广大的人心，一本同人刊物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扶掖者与理想者

梭罗曾在爱默生家中长住过两次，第一次长达两年，第二次是1847年，住了7个月。他需要爱默生家中的藏书，也在爱默生的湖边林地上建木屋。他们之间不是没有过龃龉，梭罗最大的一次不满，无疑是《瓦尔登湖》出版以后，没有得到期待中爱默生的赞扬。作为对比，当惠特曼的出版商把《草叶集》寄给爱默生时，爱默生一如当初推广卡莱尔的名声那样，将惠特曼的名字告诉了他圈子里所有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就整个美国的范围而言，也是名声赫赫的“意见领袖”。1855年7月21日，爱默生写给惠特曼的信，成了一个文化事件，这封信谈到了读《草叶集》时的“狂喜”，称赞了诗中思想和文辞的“无与伦比”。爱默生说，他恨不能抛下一切俗务，即刻赴纽约与诗人见面。

这封信的效果，经过广为刊发之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卡莱尔论英雄人物时讲，英雄人物的共同点在于做事和表达都出于真诚，当时根本无人怀疑爱默生的溢美是出于真诚，不是什么反话。梭罗是喜欢反语和讽刺的，《瓦尔登湖》就具有论辩色彩，质疑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人的富足与否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享受物品”等观点，但爱默生不仅从不做这样的事（他的表达也很难与“幽默感”联系起来），还屡次劝告梭罗说，不要自鸣得意地写下“闷热的寒带”“孤独的大众”之类表述。对于自己的信成为书商的宣传手段这件事，爱默生也是有所不满的，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他在1875年编出的美国最佳诗歌选集《帕纳索斯》中，没有收入《草叶集》中哪怕一行诗。

不过，爱默生到底落下了一个“扶掖者”的好名声。卡莱尔、梭罗和惠特曼都对他的帮助铭感不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性清高的梭罗与爱默生有所疏远，尽管爱默生仍然保持了对他的慷慨，时不时从自己丰厚的演讲酬劳中拿出一些来给梭罗用。《瓦尔登湖》改了一稿又一稿，梭罗开始在书中写入他的朋友的名字，却从未提及爱默生。但正因如此，书中的这样一句话才使我们对这二人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梭罗在赞美了他的另两位朋友——钱宁和奥尔科特——后写道：

“此外还有一个人，他住在村中自己的家里，我跟他有过‘极为融洽的共处时间’，令我永远难忘，他也时不时来看我。”

无疑，爱默生对《瓦尔登湖》是冷漠的，他期待的梭罗的著作并不是这样一本书，他认为梭罗虚掷了才华，没有从一位接受了超验主义熏沐的有为青年演进为自己时代的英雄人物。晚年，爱默生在患上老年痴呆症后，甚至记不起梭罗的名字了。不过他自己，应该不曾因为未能兑现天赋而感到遗憾。

爱默生的文章，对许多研习美国文学的学生来说，是相当折磨人的文本，远不如梭罗的作品那样细腻有味。爱默生大块大块的散文，往往逻辑性不强，而喜欢重复几个一再重复的理念；他往往在“东拉西扯”的行文中渐渐兴起雄浑高亢之调。在后世的文章家中，比利时人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散文或许最有爱默生的风格，乐于在一些道理上反复缠绕，不事详略的考虑，真知灼见处处，却又因散落而显得平平无奇——最终，只有作者的乐观足以在脑海中烙下一片印记。这种一己的乐观，足以让我们产生幻觉，以为在那个年代，在那口著名的美利坚“熔炉”里沸腾着的，的确都是赤子一般朝气勃勃的理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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